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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流失，财政紧缺，而增发日圆。最高的时候，日本流通的日圆比之日本政府手中的真金白银和外汇高出十倍不止。对此，日本的办法是国家组织外贸结算，所有的对外出口都是国家收取外汇，然后转交给国内商家日圆。用这个很巧妙的法子解决了问题。可中国呢？国内根本不流通外币，华元又全部由国家掌控发行，并且根本不能同真金白银进行最直接的银行兑换，不仅是伊藤，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财政好奇极了。
他们又怎么知道，这法子刘暹完全是拿来主义，而原时空的红朝为什么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说到底还是让对手给逼得。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如果依靠真金白银来发行货币，那根本扯淡。而且那时的中国，粮食也真的非常非常珍贵，于是RMB应运而生。刘暹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舍弃银元和金银本位，用粮食做货币支撑，说来说去还有一种害怕西方资本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的顾虑在。
反正，新秦鼎立以后，中国连战连胜，在此基础上，让华元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稳固。最终经过多年的推行，一举替代了银元和金银。这样的经历，整个世界可能也只有中国能够实现了。
“华元这种东西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早在陛下鼎立天下之前，刘氏农庄以及柳州钦州等地就有代金券出现。凭此券者可以进入百货商店任意购买物品，并且价格比之真金白银要便宜5%~10%。这在实际上讲也是一种根据劳动力和生产力调配的财政制度。
百姓工人拿到‘钱’之后，注定是要花的，是要买入生活必需品的。‘钱’只是一个替代物，并不需要必须是真金白银。”
黄遵宪的话伊藤博文都听得懂。作为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对于货币的概念认知很清晰。
“这种财政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强有力的政权。能够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各行各业的强大政权。就是现金的新秦国朝，打破了中国千年以来的皇权不下乡的惯例。镇政府，行政村，大队，组，直接控制最基层的农民的一举一动。自然地，我们也就从中国旧的社会体制中剥夺了大批原本属于士绅地主和宗主自治的权力。可以说，在新秦国朝，地方的权力是极度萎缩的。”
“有了控制权才有行政权。否则再好的政策都是一句空话。落实到实处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好政策！”
黄遵宪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适用于日本，后者是政阀财阀军队和藩阀的天下，明治天皇的权利似乎不小，可手下的大臣们要是不甩他了，天皇也没个毛用。当然，皇权也是资本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伊藤博文不久屡次依靠明治天皇来压制议会和贵族院么。
黄遵宪现在很认同刘皇帝的观点，多dang制的国家，其政府是不可能如中国政府样的强大的。所以他也不认为伊藤博文会真的从中国的整体中吸取多么大的养分，顶多是借鉴一点皮毛。
“伊藤先生，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税收说白了都是要收取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但是呢，政府与民众中间是存在着层层的中间阶层的，官吏士绅地主，这以层层盘剥之后，原本一成的税收落到人民头实际最少得有二成甚至四成的盘剥。所以中国的新财政核心就是消除所有中间阶层。政府直接与民众接触，基层政权直接建到乡镇村里。然后再以强大的监督力量监管者‘官员’这一阶层！”
“中国地大物博，可中国也人口众多。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全国平均下来，在中国旧有的耕地面积下，人均只能有三亩。为了保证社会不乱，要想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只靠从外界输入是不成的。中国本身也在发展新农业，培育新种良种。
而且因为有东北这个泄洪区，在统一天下最初的几年时间中，东北移民和东北的发开，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农民耕地矛盾。就像你们日本这些年一直在大力开发北海道一样。”
“然后就是大力发展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的吸收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市场，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内需，就是中国工业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工业离不开市场。老百姓们也能通过劳动来挣到钱。因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我们国内产品价格普遍很低廉，特别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家庭基本家用品。如此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并且我们国家银行有农民小额贷款，最大限度挤压了高利贷的生存空间。这么一个大循环慢慢的形成和运作起来，一个蓬勃的国家就诞生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