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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心。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动摇北元帝国统治的基础。
《元史》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立朝于燕地，离江南很远，但朝廷官府各种花费，士民百姓生活之用，无不多依赖江南所供。这个结论，可以从下面的这个例子看出。
元代“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而腹里，即中省管辖的地区，为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八。
江浙行省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行省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广行省八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七石。江南三省总量为六百五十万石，超过了全国的一半，而江浙一个行省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七。
如果兄弟你在这个争霸天下的游戏中，能将江浙地区一年上缴北元的税粮全部掠走，四百多万石粮食，足以满足拉四百万人来开荒的需要。元代这个一石，可是超过了七十五公斤滴。
我们还可以顺便看看北元对四川的破坏，四川省一年上缴北元的岁粮，是一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四石。堂堂后世的天府之国，可怜啊，只比实际上远未开发的辽阳省的七万二千六十六石和甘肃省的六万五百八十六石多一点，排在倒数第三，还没有当时的云南省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九石多。历史上富饶的巴蜀地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有些结论不难推断吧？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失去了全部江南的赋税，就是少了江浙地区的一半，北元也是难以承受的，忽必烈根本无法置宋军的行动于不顾。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他一方面下旨在征东行省大造战船，其规模远超原先历史上的征日所需，同时严令鄂州的刘深加紧训练岳阳水军。另一方面，除了先前在江南调集的部分军匠，他还从高丽半岛征召巧匠，在大都附近秘密制作类似于琼州的新军械，这主要就是火炮。
但建新水师、造船制械要大把大把的花钱，宋军却还在抄掠江南，更要命的是，范文虎这个老滑头一连串的上，声称江南今年的赋税全被琼州抢走了，实在是难以按时缴纳朝廷的税额，恳请朝廷无论如何给予宽限。
当忽必烈将范大帅的奏疏递给阿合马看的时候，这个鸟人冒出来的鸟语也不好听：“大汗，范文虎存有私心，他这是在找借口，臣得江浙行省官员上报，他正准备扩军。更何况江南富庶繁华，这点赋税无论如何他还是能筹措的。臣以为还是蘀换了他比较好。”
因为前一年，北元江南的官员陈岩、范文虎等曾上言阿合马的手下“扰民，且侵盗官钱，乞罢之”，而且他的手下在宋军进城的时候，没少被喀嚓了，包括他的一个儿子，现在他把怨恨全撒到了范大帅的身上了。其实更重要的是，人人都盯上了哪个销金窝，阿合马同样也是到处伸手。
胖子苦着脸接着说道：“大汗，今年朝廷所费已超岁入，如果没有江南的税赋，臣实在是难以为继。”
忽必烈盯了他一眼，半天没有说话，直到胖子的汗都下来了，他才冷冷地说道：“阿合马，朝廷的花费，自然由你来筹措，否则朕要你这个平章政事干吗？至于其它的事情，你不必过问。”弄不来钱，死胖子你该到那去到那去。
等满头大汗的阿合马退下之后，恼怒的忽必烈一脚踢翻了龙椅，但他拖着一条腿在宫里转了半天，最后只是下旨给江南大都督府，一方面严令他们火速出兵收复定海和翁州，另一方面饬令范文虎立刻将今年的赋税上缴朝廷，不得延误。
范文虎在收到忽必烈的饬令之后，他是给朝廷送来了部分当年的赋税，只不过这些税赋多是宝钞，物资和粮食就太少了点。范文虎的借口还是东西都被琼州抢走了，当然现在宋军在大江上的活动，物资实在难以转运也是其中之一。
范大帅其实也搜刮了不少钱财，但他手下的高参们全都认为，这些宝钞实在是用途不大，还不如将它上缴朝廷，但东西，这个时候千万要多留着，这才是正理。因为这个时候的江南地区，实际上商品流通中已经开始采用两种货币了。表面上，朝廷的赋税等等，还是用宝钞来计算和交纳，但由于宋军大肆的采购，宝钞现在遍地都是，它贬值的实在是厉害。在这种情况下，用它来抵税，别人当然乐意。可买东西，很多人就不愿意收它了，人家更喜欢的是铜钱。这种趋势私下里已经难以阻挡。
范大帅的做法实际上在后世，等于是把金融危机进行了转嫁，但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宝钞的贬值，传递到了北方。而这又更迫使老忽对琼州动手，结果，双方都在计划当中的大战，就此临近。
（情节转换的不好，看着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