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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很大作用。官与吏在只能上的区别就在于官主政令、吏主事务。也就是说官员主要是负责管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事务，侧重于宏观管理与控制，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从而呈现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等职能。
而吏胥从事的则是本部门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执行其上司所下达的各项任务，其职能服务性和事务性比较突出。宋代吏胥遍布于各级政府组织中，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官僚政治的膨胀，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显得更为活跃。
“陛下是欲行当年王相的‘吏士合一’之制，借以减官减员同时进行？”李纲反应很快，立刻想到了。
神宗年间，针对吏员过多曾经进行过剪裁，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就是‘吏禄足则政事举，政事举则所收放散之利也必不少’为此他提出了‘吏士合一’的主张，实行免疫法，让商户出钱增加吏禄，另一方面同时实行仓法，即重罚贪赃枉法之吏。
后将此经验推广到京百司及地方机构，赃款百文即可问罪，十贯就刺配沙门岛，不仅如此，还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给予百贯重赏。只可惜，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的做法随着变法失败而半途而废，本来有所改观的吏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面貌，
“不错，吏员薪俸微薄，转职极难，若能从中选拔人才为官，也可使他们安心办事，还可减少开支，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赵柽点头道。虽然宋代吏人有出职入仕的规定，可能获得一官半职的毕竟是少数，即便获此殊荣，起码也要熬上二三十年，所以这些人不得不另寻‘出路’。
“如今吏强官弱，陛下是想借此改变朝中和地方的格局，推动减冗之事，并换掉那些办事不利的官员，但是吏胥名声太恶，只怕做出有损官声的事情！”李纲点头又摇头道，这事情太大，这种启用吏胥的事情在太祖时期就从用过，曾言：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则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
“事在人为，开国之初，大宋上下政治清明，官吏皆能安心其事，便是由于注重整饬吏治，勤于督促，监司监察职能执行较好。庆历新政时期，加强监司对州县官的按察，为整饬吏治措施之一，使得‘老耆昏昧之人望风知惧，一时致仕者见多，州县吏治有所澄清’，一切还在有为者擅用国法。”赵柽言道。
赵柽也知不止是宋，史籍中便满是奸胥猾吏的记载，可客观的讲，不能只看到其百般行弊的一面，还应该注意到他们在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实上宋代官员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政策，造成官无久任、人无专责及政务不精的后果，他们大多不习法令，更鲜知旧例典故，薄书钱谷也非所长，均需依赖于对成案惯例的吏人。
但也有吏胥抓住官员不能久任的机会，并趁其不精政务而从中作弊，他们之间相互勾结，行奸滋事，给社会带来危害。即使是贤明之官，也难以防备，吏强官弱的现象仍有增无减。
其次在行政事务中，一些精明强干的吏人在得到官员信任的情况下其能力亦可充分发挥，除委事以吏外，也让其参政议政，问以机宜，表明吏胥中不乏贤才。因此，吏胥阶层在社会政治中的一般职能来说，他与整个官员队伍一样起着管理实施国家政务的作用。此外，吏胥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央集权下，又成为制约官员的重要武器。
而吏强官弱，并非是吏胥的地位较之以前有多大改变，而是作为具有统治功能的一个政治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较之以前更加突出，当然这个作用是针对于特定的社会而言，既有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统治的一面，也有危害社会与瓦解统治的一面。
“臣知会了！”李纲点头道，官家此举正是打破朝中僵局的利器，两厢相争，得利最大的是官家，其次便是自己，那么自己的地位就将更加稳固。至于担心吏胥作乱，而众所周知，好的制度如能很好地执行，吏治定能清明，如不能很好地执行，必带来吏治的**，而监司的失职更加快了局势的恶化，终于导致今日困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