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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陆军提出的意见政府根本不敢怠慢，近卫文磨立即召集所有重臣开会，研究讨论此事。
也不能怪近卫文磨没主见，完全是因为在此时的日本，军部大本营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尽管在表面上无论是陆军部还是海军部都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部门的权力大得吓人，名义上要内阁政府的调遣和命令，实际上可以压政府，鼓动天皇撤掉内阁。
大本营是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军事指挥枢纽，是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最重要的军事机构。日本陆军是仿照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建立起来的，因此日本明治时期摹仿普鲁士建立起直属于天皇分管军令大权的陆军参谋部，海军也分出相应的军令机关。军令大权被分立出来，只将军政大权归属于内阁。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种变化的新的军政关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这就是战前日本盛行的“统帅独立原则”。
从法律角度来说，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神圣光环中，军部成为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心”。
但是真正使日本军部成为发动战争的中枢以及绑架政府的巨擎，这还得靠一个人，一个不是军人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前首相广田宏毅，广田宏毅这个人应该不陌生，战后被定为28个甲级战犯之一。
日本军部能有今天这样的权势与此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广田弘毅并不是像人们所知道的出身于精英外交官那么简单，他原来是想报考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职业军人的。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迫使日本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价格让大清赎回了辽东半岛，这让广田弘毅觉得当一个外交官比单纯的舞刀弄枪更有利于国家，这样他才报考了东京帝国大学，成为一位职业外交官。
广田虽然没有直接从军，但和陆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战后从外务省发现的资料，在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当时还是帝国大学学生的广田就曾经作为陆军的情报员在朝鲜半岛和满洲等地以“修学旅行”的名义收集情报了。
本来广田弘毅就读帝国大学期间的学费就是右翼团体玄洋社支付的，再加上广田夫人又是玄洋社干部的女儿，所以广田弘毅进入外务省之后的表现就是亲军和极右翼的混合体。大隈重信内阁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二十一条”时，广田弘毅是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广田当时不同意这个二十一条，因为在广田看来还应该再加上黄河的“疏浚权”，这样可以在保证日本帝国在黄河的航行权利之外，为日本企业在中国中原一带的进出提供方便。
战后广田弘毅最致命的罪名是在冈田内阁的外相任上时提出了“广田三原则”，以及在首相任上时恢复了在1913年就已经被山本权兵卫内阁废止了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后者给了军部以绑架政府的武器。
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到底是什么东东，竟然有这样的作用，可以是让日军军部绑架政府？事实上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广田宏毅提出来的一个让军人掌权参政的制度。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尖锐，法西斯势力趁机猖獗，他们猛烈攻击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极力倡导法西斯主义的**和集权，制造了一连串的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构成了势头汹涌的军队法西斯化。
1936年“二.二六兵变”之后，傀儡政权广田弘毅内阁被扶持上台，广田内阁按照军部的意志确立施政方针并改组国家机构。首先，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的军人担任，加强了军部力量，使内阁成为军部的工具，加强对国内人民的专治统治。同时，确立了对外侵略方针，由内阁召集首、陆、海、外、藏等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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