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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日子怎么也该好过一些呀。”

    许三苦笑道:“漕赋不是改折色了吗?江南这边的粮商可比你们山东的狠多了,咱们的粮食根本卖不出价。”

    米五娘伤心地道:“还以为江南换了皇帝,就能有好日子过了呢。”

    许三一脸认命的坦然:“皇上是好皇上,兴许是下面人没变,咱们运道不好,张制台那种清官再遇不到了。”

    米五娘似乎有口无心地道:“清官老爷也指不上,真盼着救苦救难的菩萨能下凡……”

    许三点头道:“是啊,就盼着菩萨下凡,让咱们粮食能卖出好价,对付得了漕赋。”

    屋子里响起哭声,许三的婆娘出屋招呼着许三,说儿子是不是得病了,许三再没了听米五娘脆亮嗓音,偷瞄她白皙脸蛋的心思,急急奔进屋里去。

    看着他的背影,米五娘嘴角挂起不知道是怜悯还是不屑的弧线。

    龙门江南行营正堂里,听宋既说到“漕赋”两字,众人神色各异,李方膺是不忍,刘兴纯面带不甘,李肆却是紧缩眉头。

    “此事在苏州就议过了,现在是有了什么变化吗?”

    李肆可没忽略这事,严格说,五年前跟雍正订立《浒墅和约》的时候,他就在这事上下了不小心力。如今这局面,虽不是他主动推动,至少也是袖手旁观,清清楚楚看着事情一步步演变至今的。

    漕粮、加耗、漕项,加在一起,就是漕赋。

    清承明制,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八省征漕粮,经运河北输。总额为四百万石,算上加耗,征粮实际接近六百万石。还不止粮,漕赋也包括银子。对粮户来说,正赋一石额,就意味着两石乃至更多的负担。

    收漕赋如收田赋,自然免不了杂项加派,成了陋规。李肆前世历史里,满清在漕赋上有过三次大的加赋,都是将杂派转为正赋,然后再生杂派,继续转正赋这个老套路。

    早在五年前,英华图谋江南时,就有无数人献策说,以水师断漕运,江南不战而下,满清也要失命脉而亡。

    这些意见都被李肆和朝堂以冷处理的方式压下了,这几年来,南北交锋,面上都没动过漕运,在一般人看来委实奇怪,甚至有人评判李肆目中无漕,见识还不如三岁小儿。

    面上没动,面下却是一篇既大又深的文章。李肆眼中怎么可能无漕?他不止眼中有漕,心中更有漕,还埋得特别深。在他前世历史里,鸦片战争时,道光为何那么俐落地就低头认输?就因为英军攻占镇江,封锁了漕运。

    但李肆更清楚漕运变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英华不是不列颠,只求通商卖鸦片,求的是再造华夏,而如何处置漕运,是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动作,需要全盘考虑。

    在李肆看来,漕运的变迁,是农业社会“官办经济”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相抗相融的一个缩影。

    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漕运并非是单纯的赋税,用途也不是只供应京城粮米。

    满清官员对漕运成本有过模糊的研究,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耗,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城,成本低则二十两,高则四十两。如果只为满足京城粮食所需,清时民间粮市已成规模,仅只是山东临清关,每年交易粮食就高达两千多万石,直接征银买粮,耗费远远低于漕运。

    不管满清政府如何看待漕运,漕运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以政府把控的超大规模粮食流动,拉起了一条单纯而脆弱的经济链。

    满清政府居于这条经济链的上端,获得了数百万石可集中支配的粮食。粮食就是战略物资,所谓手里有粮,心头不慌。这些粮食用来供应京城旗人和官僚,用来跟常平仓配合平抑粮价,用来赈灾,用来供应战事所需。李肆前世历史里,满清以“截漕”的方式,灵活运用这项战略物资,国祚能绵延至二十世纪,也有漕运的一份功劳。

    漕运经济链的中间环节,则牵着数百万人口的生计。这些人没有田地,以船运、纤夫、河工、码头装卸为业。他们不稳,天下难安。李肆前世,满清漕运自河改海之后,这些人口上岸,就脱离了满清政府的掌控,扩散于城镇,成了黑帮会党的土壤。

    人口之外则是资本,照满清官员的算法,每年大运河沿线的“gdp”高达八千万到两亿两白银,造就了一个大运河经济带。在漕运变迁,改河为海后,大运河经济带就衰落下来,宁波、上海、天津这一条海上漕运线却兴盛起来。

    还因为海上漕运线的存在,清末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族资本的中坚,还能依赖这一项“政府订单”降低营运成本,跟外国船运业竞争,留下诸多历史佳话。而当满清灭亡,南北分裂,同时技术变革,铁路兴起,这一条脆弱的经济链就此瓦解。

    漕运这条经济链不仅脆弱,还在于上端是愚昧守旧的统治阶级,下端是苦不堪言的草民,通过强行征税的方式连在一起,只能靠政权暴力维系。时势、自然、技术一变,不管怎么变手段,怎么变途径,就如大运河很快荒废一样,漕运经济也悄然消散。

    漕运经济的变迁,在李肆前世历史里走过了好几百年,而在这个位面,英华正朝着近代国家急速挺进,工商势力如初生牛犊,满亚洲倾泻。蒸汽机的轰鸣声已在海面试探着响起,铁路还不敢想,可海运碾压掉漕运经济的趋势已经明显可见。

    这个趋势也是李肆乐见其成的,可就像他不能坐视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段运河淤废,漕运才由河改海一样,他也不能坐视这条经济链的中间环节自行崩解。

    英华要动漕运,就得为那数百万人口的生存找到出路,运河沿线,至少是江南沿线因漕运在而盛,不能让其因漕运废而废。当英华以新的经济网取代之前单一而脆弱的漕运经济链后,必须将之前依附于漕运经济的人口和资本也吸纳到新的经济网里。如果让这么多人口、资本游离于英华体制外,这就是英华得江南的失败。

    这项工程太复杂,涉及面太广,因此自五年前开始,李肆和薛雪、陈万策、宋既等人就已定下基本方针,暂时不能大动漕运,多观察,多研究,分期分步骤地解决。

    定下这项方针,英华北进的步骤,得江南的策略,乃至逼和满清的手段,一般人就很难看明白了。他们也难以理解,满清在江南把漕赋由粮改银的过程,实际也有英华的推动。

    一般人,包括江南、湖北、江西等省的粮户们就明白一件事,他们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因改粮为银而加重了。虽然新朝又大幅降低了田亩税赋,但这帐总是算不清楚,还因吃皇粮的官员猛然压到了乡间而惶恐不安。

    宋既道:“由江南现状能见,漕赋之策的分寸有偏差,臣以为,原本一些待议的举措,应该先行。”

    施政最难在哪里?就在分寸……

    李肆也微微叹气,这可是精细活,他忽然很想念他的小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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