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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
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
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
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短短几天时间，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共有231名朝鲜人、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其中“本国公民多属误杀”。
但是，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无论朝鲜籍、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都被大大地缩水了。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大难来临之时，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后，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
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写出“岩头之感”后沉潭自尽。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
他说，“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一．
不久，“烦闷”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和“烦闷”同时出现的，则是“成功”。如果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追求，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忍饥受饿、视死如归，从而缔造了“明治精神”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在纷纭浩荡、不断嬗变的市井间，渐渐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与父辈们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国家无关。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大国地位已经实现，“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
为此，他们刻苦用功、考入大学…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即，他们步入公司、成为中产阶级，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成为“新市民”、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农村、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
换而言之…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与“明治精神”对立，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西洋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另一个则是东方的、村社的、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
与青年军人们相比，他们优越、富有学识、饱受社会青睐。以他们为载体，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然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从原敬内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几乎可以说，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以几任首相为例，他们大多出身军人，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
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无比“烦闷”、始终烦闷。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一．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
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也是它的尾声那样，1923年，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
而在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恒岳也决定要给日本再烧上一把“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