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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李达回顾历史，提出“〖中〗国的历史当中，人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没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平等，也没有思想，语言，工作乃至行动的〖自〗由，在不同的朝代之下，只有受奴役程度的深浅，即使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在奴役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是更高权力者的奴仆。
正是这样一个以奴役与被奴役为主要关系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治乱循环。
李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法治，法律不过依附于权力，是一种人奴役人的规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权，只有与权力挂钩的特权。所谓稳定，本质上是依赖于*强权的压迫，是依靠用权威压迫，以愚民思想洗脑来维护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之下，由于人天然向往〖自〗由平等，人对人的压迫和奴役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社会的崩溃，而被压迫者也就变成了暴民“彻底的〖民〗主”之中，人人的〖自〗由都无法获得保障，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渴望新的奴役，以“实现有限度的人权保障”至少是“生存权”。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无论〖革〗命的口号喊得多么美好，这种制度的内涵都是人奴役人，人人缺乏〖自〗由，而社会形态也只能依靠高压维稳，自然也就谈不到大同世界，甚至连基本的稳定都不过是奢望。
李达进一步指出，早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民选政府已经通过公共立法来保护人权，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权〖自〗由仅限于少数拥有公民权的〖自〗由人，而这些人的财富，甚至可能没有〖中〗国传统社会很多时期的中上阶层那么丰富，但他们在人权〖自〗由方面却享有更多的保护，而彼此之间也更少会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可见人权本身是不应该和财富挂钩，也不因民族和国家不同而加以区分的。
李达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之所以否定人权，强调特权，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大的权力，并且反对一切限制自己权力的障碍。他们否定自己和被统治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特性，把被统治者看作猪羊，加以放牧，并且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愚化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统治者暴虐的特权和人民无边的苦难。
这样的社会，权力主宰一切，也就自然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所谓的法律只有严苛的刑法和执法者的特权，却毫无对弱者的保护，也根本没有法律的精神。一切对统治者的束缚，只能寄托于〖道〗德，这就好比和虎狼讲道义，让他们不去吞噬猪羊，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制度，用法律和规则来保护掌握权力的强者，而极力损害弱者的权利，弱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或者作为造反者被消灭。
李达大胆地提出，国家的根基是宪法和法律，而法律的目的却是保护个人〖自〗由，而非破坏个人〖自〗由。这种保护，首先要明确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界限，其次要明确个人〖自〗由的行使不得以损害其他人〖自〗由为代价。
在公正的法律体系中，法律对个人和政府，对领导人和平民百姓要有同样的约束力，政府不可以随便行事。实现了这样的法治，社会也自然而然地可以实现稳定。反之，依靠权力来维持高压统治，肆意侵犯个体权利和〖自〗由，必然引发被压迫者的敌意和反抗，整个社会只能陷入高压维稳和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一死循环，最终走向崩溃。
李达进一步提出，所谓〖民〗主也好，*也好，都是实现国民〖自〗由人权的手段，不可本末倒置。国民在建国之时选择了君主立宪，这是国民的选择，而政府也应该尊重国民的选择，也就是要尊重宪政体制，尊重法制，尊重三权分立。
李达坦承，之前国家由于种种内忧外患，很多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从权”的策略，事实证明，国家的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但这种状况并不能用来说明威权体制将永远持续下去，更不能作为进一步破坏国家宪政根基，加强威权*的理由。
李达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爆了整个北京的舆论格局。
自帝国肇建，尽管宪法有保障〖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新闻牌照许可，宣传部舆论引导，舆论界“同心为国”复兴党吸纳舆论界精英入党，政府和执政同盟各党“力捧”某些笔杆等措施，政府对于舆论始终有着一定的控制力。
由于郑鹰本人对舆论态度较为开明，总体的舆论开放程度依然是很高的。只要不触及某些底线，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畅所欲言。当然，你的〖言〗论引发社会反弹，或者不被主流认可，那是水平和认识问题，无关其他。
到了郑宇时代，接踵而来的兵变，新政和国战，稳固地位和加强权威的需要，都让这位新皇帝选择了加强舆论掌控。借助战时立法，郑宇成功地启动了“敏感新闻出版审查”体制，实现了对舆论的强力引导。
虽然在战争中的几次和战论战，战中和战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乃至在其默许乃至主动推动之下，舆论界对地方甚至〖中〗央政府施政的批评和建议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舆论容忍度，但心照不宣的，始终没有人敢于或者说能够公开发表对皇帝威权统治的质疑。
可现在，李达做了。
这位德高望重，甚至被两代皇帝推许，和郑宇多次详谈的学者，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炮。
这是对〖中〗国传统威权主义的攻击，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针对目前皇帝威权统治而来。
短期的错愕之后，很多人，即使是平素反对李达之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的勇气，也自然而然地担忧接下来来自最高权力层的反击。
但出人意料的，正在贝加尔湖畔新建的庄园渡假的皇帝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甚至中华宫，内阁，乃至被视为“在野清流之望”却在上层被传为“皇帝喉舌”的《华夏时报》的大笔杆北竹，也都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在某些时候可以被视为默许，但对于了解那位最高权力者一贯“谋而后动，后发制人”风格的人们来说，却意味着未来的暴风骤雨。
眼看着突然之间万马齐喑，最后连梁敦彦和梁启超都心里没底，托人打听“宫内”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却始终不得要领。
复兴党上下，虽然一直保持沉默，但眼看“党魁”郑宇始终沉默，却渐渐有人开始按捺不住。
几位复兴党的文胆也开始撰文反击，历数国家三十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决策之英明，为复兴党多年的执政辩护，并指出国家正在一步步地完善宪政体制和三权分立。他们认为，〖自〗由和人权固然重要，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没有了主权，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刀之下，在饥饿面前，根本谈不到什么〖自〗由与人权。如果混淆了这种主从关系，先后关系，国家施政就会误入歧途，最终强调〖自〗由人权的结果就是没有了〖自〗由人权。
在唇枪舌剑之中，国民们也在观察，在学习，在思考，而某些心思各异之人，却也在默默地寻找着机会。
很少有人意识到，一场政治风暴已经开始了酝酿，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席卷整个神州，并再一次改变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