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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
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紧跟着，南明开始接二连三地往北京派遣使者，与满清商议‘共同平寇’大业。一来二去的，条件越来越优厚，到了后来干脆就提出划江而治了。
南明的士大夫们殊不知道，正于他们的放纵，使得满清对待南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山海关战役之后，满清轻易地占据了京畿周边，刚开始的时候战略上并没什么明确的表示。有的满洲贵胄，干脆就嚷嚷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摄政王多尔衮心里头也直犯嘀咕，犹豫着要不要见好就收。中原广袤之地，入关的满清军队人数又不多，拿什么占领这花花江山？只是黄台吉临死的时候立了遗嘱，说是倘若要是占领了北京，应当立刻迁都至此，以图进取。
不得不说，虽然黄台吉是鞑子出身，可这眼光上的确算得上是高明了。可就连黄台吉也不知道占了北京，满清还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说以图进取。
多尔衮刚入北京，为崇祯帝举哀三日，随即令汉族官民剃发改制。剃发令下，当即就有南明投降过来的官员反对了，说剃了头发，就等于隔绝了北方人南下的可能，不利于满清一统大业。多尔衮当时就怒了：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说白了，多尔衮自己也不清楚，以北京为都，这个以图进取究竟能进取到什么程度。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不是仅靠南方“朝廷”以“岁币”形式提供议定的金银、绸缎之类就能够解决的。
到了这个时候，满清的高层已然清楚，划江而治是不可能了。如今的形势就如同一场赌局，赢了，满清取代明朝一统大业；输了，满清夹着屁股乖乖走人。别说划江而治了，就是这北京城他们都站不住脚。
1644年农历七月末，多尔衮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书信。信里头绝口不提划江而治之类的，只是反复强调满清才是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
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闯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飘渺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按情理说，史可法阅读了多尔衮的来信，应当对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于心，急讲自强之道。
然而，他却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进士黄日芳起草回信，黄日芳的答书原稿“词颇峻”。史可法审阅时惟恐触怒清廷，说：“不必口角也。”而后亲笔书信一封，措辞绵软，依旧希图满清能与南明联手消灭闯军。
正是因此，时间推移到1645年3月末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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