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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之际，一位中年长官掀开门帘走进来。长官身穿一件白衬衣，说一口南方话，情报处长赶紧向他汇报，长官想想说道：“我记得政工部还有一些日本军服，原先是剧团演戏用的，让他们赶快送来。”
化装成日军的捕俘小组顺利潜入敌阵，这天他们运气实在不错，很快抓到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日本俘虏。雷霆满心喜悦，眼看任务完成，正要下令撤退时，不料俘虏却开口说起中国话来。原来他是个专门替日本人喂养战马的台湾军夫，就是所谓的“二鬼子”。
根据俘虏交待，日本军马共有数百匹，粮草都堆放在小学堂内，他们来自黄河北岸，走了很远的路程。至于日军队伍人数多少，都有哪些番号，携带哪些装备，任务是什么，台湾军夫一概摇头不知，令侦察兵空欢喜一场。
黑夜的大海开始退潮，眼看东方天际现出一丝淡淡的鱼肚白，雷金刚呼吸沉重起来，一颗心越来越冷。因为天亮以后侦察兵将被迫撤退，捕俘行动不得不中止，可以想见这个失败的结果对于侦察兵来说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
战场上的成功，有时靠勇气，有时却得靠运气。就在雷金刚已经不抱希望，正要下达返回命令之时，埋伏在前方的侦察兵忽然发出信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果然，公路上很快出现一对雪亮的灯光，随着马达声由远而近，原来是一辆迷路的日本吉普车送上门来。
喜出望外的侦察兵一拥而上，当场活捉车上的日本人。
这次自投罗网的俘虏没有让人们失望，汽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一个身穿黄呢军装的日本联络军官，军官携带的公文皮包里面装有指挥部急需的作战地图和文件。
特务队胜利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嘉奖。
经查明，攻击考城县和出现在民权地面的敌军同属一支部队，他们得到的作战指令十分明确，那就是直插陇海铁路，坚决切断薛岳兵团的退路。该股敌人不是一个大队或者联队，甚至也不是一个旅团，而是一直盘踞在黄河北岸虎视眈眈，素有“支那克星”之称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
蒋介石在郑州的警告不幸言中，土肥原不仅过河了，而且锋芒所指正是中原我军的生命线陇海铁路。
委员长面前浮现出一张目光狡诡的肥胖面孔来。
他对这个前日本远东特务头子可谓并不陌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曾与土肥原会面，领教过这位日本同学的狂妄、阴险和狠毒。由于土肥原领导的满洲特务机关日愈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蒋介石密示戴笠：“严防此贼，伺机除之”，只是因为日本人防范严密，戴笠未有机会下手。令蒋介石始终费解的是，日本天皇何以御批特务头子当师团长，这不是等于派陆地人员指挥驱逐舰吗？蒋介石相信自己再专断也不会糊涂到派戴笠去前线指挥打仗。
作战室里已经聚集着一群高级将领，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屏息敛气，很显然敌人长途偷袭的情报令他们深感震惊和意外。本来日军占领徐州后已经停止前进，前线呈现两军对峙的平静局面来，但是土肥原的铤而走险却如石击水，令本已明朗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蒋介石缓缓扫视众人说：你们都说说，土肥原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何应钦答：总参谋部认为，这说明华北派遣军不甘心与我军对峙，寺内寿一要不顾一切在薛岳兵团背后打进一颗棋子，强行切断陇海铁路，然后逼我军决战中原。土肥原就是这颗不自量力的棋子。
军政部长陈诚大声说道：日军表面上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但是兵力十分空虚，在此背景下土肥原师团再次犯下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卑职以为这正是我军一个难得战机，应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副总长白崇禧则进一步指出，去年我军制定“北方阻击，南方出击”的战略方针已经奏效，避免在华北战场与敌决战。而第十四师团自华北登陆以来没有打过像样的硬仗，土肥原又为非职业军人出身，难以对我军战力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现在到了让敌人加倍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蒋介石仔细倾听将领发言。
中原战区风云突变，看来华北派遣军根本不打算服从东京大本营那个“不得扩大战面”的命令，寺内寿一的战争野心像匹脱缰野马，他要自行其是地行动，独自攻占中原甚至武汉。蒋介石在心里蔑视敌人，但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委员长口气平静地询问白崇禧：土肥原区区一个师团竟敢单独冒进，深入我中原战区腹地，难道他不怕被我军一口吃掉吗？
白崇禧答道：“自抗战以来，敌人以师团为单位的作战格局已经形成，他们狂妄地认为我军绝无击破或者全歼其一个师团的战力。仅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为例，该敌人长驱直入华北各省达数千公里，并未遭遇大规模战斗和重创，卑职认为我军反击的战机即存在于此。”
蒋介石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在各省地方军队中，他最赏识的将领莫过于眼前这个被称作“小诸葛”的白崇禧。
蒋介石又问道：“若我军未能吃掉土肥原，当如何？”
白崇禧稍一思忖答道：“那就坚决将其击破或者赶过黄河，消除中原心腹大患。”
蒋介石背着手离开座位，他感到自己内心正在被某种东西，准确说是被一种取胜的欲望和激情涨满。如果说在抗日战场上委员长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以战逼和”，遏止日本人攻势变被动为主动的话，那么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同样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重大胜利来渡过信任危机，巩固统治地位，给汪精卫和所有反对派迎头痛击。所以中原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军事上，更是一场政治仗，不仅要打，而且必须取胜。
委员长转过身来，厉声宣布说道：“总参谋部马上制定豫东作战方案.........我要求你们，调集精兵强将，坚决全歼这个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
对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来说，1938年春季的日子注定不大好过，因为反复无常的天气和动荡不宁的形势都令他身心备受折磨。
潮湿天气最易引发枪伤，因此汪副总裁往往要靠止痛药来坚持工作和同病痛作斗争。枪伤是一位神秘刺客的礼物，曾经以行刺满清摄政王誉满天下的**志士汪精卫不幸也为刺客所刺，真乃天下一大奇闻。
抗战前夕的1935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一个假扮记者的爱国青年突然连射数枪，汪精卫当场血溅中央大礼堂。虽然后来汪精卫经抢救大难不死，但是多年之后最终还是这个陈旧枪伤要了他的命。尽管有关刺客身份动机以及幕后指使的谜底始终迷雾重重，然而汪精卫心里明白，他的亲日派主张和言论就是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遂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