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章（混混章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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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却为吕不韦作传，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大商人郭嵩焘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学的倡导者。这两人的著作对尹仲容一生的经济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尹仲容曾一人担任台湾外贸会主任委员、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等三要职。他根据外贸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huā、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制定了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之后，因为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而且他们不肯小批量出售，可是台湾需要量又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买卖双方僵住了。双方的触礁，引起中药价格的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原来的办法并公开向报界承认他的错误。当时有记者问：“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率直地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地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的〖真〗实故事。尹仲容在经济工作中，以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享誉台湾民众。一次，有两个单位给他送来丰厚的“车马费”被他严词斥责，全部退回。每次到各地考察，他从不报销差旅费，说：“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应再报差旅费了。”下属因祝寿等送来的“红包”他都要其秘书一分不少地一一退回。在政府官员中，其官职可谓不低，可他一直住着一间不到七十平方米的破旧房子。许多商界巨富，为他购买的豪华别墅，他都一一拒收，并对这些巨富提出严肃批评，同时一再叮嘱“下不为例”这充分体现出了他正直廉洁的特色。

    尹仲容的基本经济思想是“藏富于民”、“均富”与“养民”要把台湾经济在“计划性〖自〗由经济”方式下，进行快速地发展。台湾初期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才，资源又有限，要让民间自然地产生企业，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民营企业也无力发展，不得不依赖当局。尹仲容认为应该由当局先发展工业，然后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当局只是统筹全局，并没有掌握生产设备，也不控制经济活动，各个民间企业保有最火的〖自〗由空间。扶植王永庆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实例。王永庆经营几家民营企业“屡战屡败”最后，他选中塑胶工业，但手中缺乏资金，向政府及银行贷款均遭拒绝。最后他找到尹仲容，尹仲容力排众议，决定给王永庆以大量贷款，终于使王永庆这个濒于倒闭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企业之一。

    那时，台湾政治经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台湾政客官僚的口头禅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尹仲容则挺身而出说：“人民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劝他明哲保身少负责任。他正气凛然地回答说：“你知道责任二字的真意吗？责字头部是“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只有负责才能生产宝贝的钱财。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个“债，字了吗？一个官员对国家负债国家就要对人民负债了。”这就是性格耿直，勇于承担责任的尹仲容。他的座右铭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阔斧，而且眼光也看的要比一般人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他为台湾制订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资中有大量的棉huā，而纺织者来台湾时带来了一些机器，于是他管制〖日〗本棉huā与棉纱的进口再批发大量的美援棉huā给台湾的业者，还支付业者一笔加工费，最后的成品也由当局收购。当时，社会上对尹仲容的攻击之声响彻朝野，但是尹仲容却丝毫不为所动，终于使台湾的纺织业由原来的年进口一千余万美元，变成出口六千万美元。到一九五三年当局停止这项政策时，台湾的纺织业已经进入了稳定阶段为以后十几年的纺织品外销，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后来，人们总结：当时尹仲容大力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使纺织业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些资本转而投资于其他工业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全面飞速发展。台湾的远东、

    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财团，没有一家不是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的。对于台湾的电力与交通运输，由于其为经济运转之枢纽，尹仲容更是殚精竭虑。其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出现拒收的的迹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二百万美元的外汇存伫购置了大量的发电机，供脆弱的台湾工业发展之用。一九五二年底，各项生产指标已达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最高产量经济也趋于相对稳定。

    他常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他本人就是一位勇敢的“愕愕”者。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是主张经济全面改革与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台湾经济在尹仲容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动下，总的说来已经逐步趋于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台湾经济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则受到台湾较小的市场限制。突破这一艰难的瓶颈，唯一的途径是打开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政策。为此，

    尹仲容审时度势大胆地进行了三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

    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二、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以取消对很多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取消对很多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三、采取很多鼓励出口的强有力的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很多人建议在台湾采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凯恩斯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尹仲容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思考，认为凯思斯这一世界普遍采用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台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促进生产和投资，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是需要用台湾有限的可用资源去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

    如果以冒险的方式即以增加消费的方式来刺激投资，将台湾十分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还有什么可供投资方面的资源需要？经过科学论证，他坚决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的复杂过程中，应当稳定币值1坚决执行信用膨胀的政策。在尹仲容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台湾投资和生产都有十分稳定和良好的发展。

    尹仲容生活非常节俭兼职不兼薪，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获得佣金四十余万美元1全部留归公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1尹仲容病逝于美国1终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