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六十章（混混章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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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为了方便治病，一九五一年一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

    夏天转眼来到了。

    台北是一个盆地，夏天海风吹不进来，较台中炎热，空气湿度也大。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已，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用光拍照，发现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脑后。这等于说，陈果夫的病已宣告不治。医生的治疗，只能是延缓他的生命。八月二十八日上午，陈果夫体温骤然升高。下午两点以后，开始昏迷不醒，进入弥留状态。延至四点五十二分，陈果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他正好六十岁。

    陈果夫的死讯，传到台中他父亲陈其业那里。陈其业其时已八十一岁，老年丧子，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他不顾劝阻，从台中赶到台北护丧。看到儿子的遗容，陈老先生放声大哭。远在美国的陈立夫，没有回台湾。这对于他来说，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去世的消息后，两次到殡仪馆吊唁。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蒋介石神色肃穆，露出悲哀之情。他向陈果夫鞠躬，再鞠躬，仿佛要陈果夫在天之灵对他原谅。回去的路上，蒋介石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似乎还沉浸在悲痛中。他对随从人员说：“果夫还年轻，他不应该这么早就走了啊！”回到办公室，蒋提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

    陈果夫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右侧的一块山地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陈果夫的灵柩送到了这里。在一阵阵鼓乐声中，棺木缓缓入土。

    陈果夫就长眠在这块草木葱茏、四季常青的异乡土地上了。

    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宋子文与孔祥熙去了美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惟有陈氏兄弟。此时，陈果夫病殁台北，陈立夫去了美国，二陈一逐一亡。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一九五零年七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央合作金库”（陈果夫任理事长），裁撤“中国农民银行”（陈果夫任董事长）办事机构，保留名义，从而一举削去系三大经济支柱。七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宣布“中央改造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名单，陈果夫挂名为“中央评议委员”，仅仅是作为一个安慰而已，陈立夫则榜上无名。八月初，蒋介石下令改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陈果夫任董事长），由蒋经国接办，削去了系的一大舆论阵地。就这样，陈果夫被蒋介石一撸到底，成为无职无权的光杆儿。

    一九五零年八月初，陈立夫与夫人带着一双儿女，来看望病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全家准备赴美，这次来，既是看望兄长，也是向他辞行。陈立夫离开台湾去美国，陈果夫事先知道，而且十分支持。认为台湾目前的状况是相互倾轧、残酷无情，随时都会飞来横祸。自己心里明白自己身体这么差，无法远行。弟弟这一走，不知几时才能回，也许这一次见面，就是永诀了。陈立夫决定去美之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五万美金，说是资助他的路费。拿着这五万元钱，陈立夫明白蒋介石是要他赶快走人。

    在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除了薪水外，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民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所以有人说，在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而像陈果夫那样“清”的人还真不多见。陈立夫走后，陈果夫的家庭经济也发生了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这时陈果夫的身体已每况愈下。早在抗战后期，肺就已溃烂，只有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再度加剧，背后炎症流脓不止。到台湾后，遍请台、港名医会诊，病情暂时得到控制。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棣华写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赵棣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与陈果夫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蒋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陈果夫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五千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解脱了经济危机。九月陈果夫病情加重，咯血不止，用什么药都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十月五日是陈果夫五十八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望陈果夫。蒋氏父子的到来，使得陈果夫大出意外。蒋介石关心地说：“果夫，我一直都很忙，没来看你。你目前身体恢复得怎样，是用西医还是用中医治疗？”陈果夫回答说：“医生说，目前先西药，等症状控制住时，再用中药补身体。”站在一旁的主治医生向蒋报告了陈果夫的病情。蒋介石“嗯”了一声，便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就不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为了方便治病，一九五一年一月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台北医疗条件比台中好，看病拿药都很方便。但陈果夫住在这里却很不习惯。在台中，陈果夫情绪不好，还敢找朋友发发牢骚，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在台北他就不敢了，这里蒋介石的耳目太多，稍有不慎，马上就会反馈到蒋介石那里去。所以住在台北，陈果夫感觉很压抑，心情不好。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从台中来看望陈果夫，当谈到自己的苦恼时，那位朋友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言毕，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天转眼来到了。台北是一个盆地，夏天海风吹不进来，较台中炎热，空气湿度也大。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止，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用光拍照，发现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脑后。这等于说，病已宣告不治。医生的治疗，只能是延缓他的生命。八月二十五日上午，陈果夫体温骤然升高。下午两点以后，开始昏迷不醒，进入弥留状态。延至四点五十二分，陈果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曾经担任过的组织部部长、监察院副院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江苏省省主席、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这样的经历，陈果夫在内自然遭人嫉妒，所谓派，所谓的四大豪门，指的就是陈果夫。派是主要派系，很多人认为，派左右了在抗战以后的重要走向，肯定派的人认为，派壮大了，否定的人则认为，党同伐异，大陆失守，派难辞其咎。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