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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李某人的奴仆，不再是卑贱的等下之人，你是我彰武军的队官，是延州节度辖下的陪戎副尉！”
这是李彬离开李文革的“病房”时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李文革就这样成为了延州藩镇的一名军官。作为一名九品武官，李文革开始拥有自己的月俸了，理论上，从九品武官的月俸有三十石，按照这个时代那高得离奇的米价，刨去单领的酱菜和食盐之外，换算成铜钱应该有十八贯之多。对于李文革这样一个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单身汉而言，这已经是极大的一笔财富了。
然而实际上李文革每月拿到手中的只有不足两贯铜钱，当然，这点钱也足够他把自己喂饱的了，这时候的李文革开始有点理解这个时代的军队为什么动不动总要闹哗变了，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钱，就连军官们养家糊口都很困难，更不要提那些饷钱远低于军官的士兵们了。
衣食足乃知荣辱，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任何对士兵的军纪要求都是苛刻而不实际的。
像李文革的时代那支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为信念和信仰而战的红军，绝对属于超时代的产物，在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时代里铸造出一支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只能说，那个时代的某些人的能力超出了正常逻辑的判断范畴。
因此延州藩镇的士兵军纪差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市面上的公开抢劫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延州的军法机关和御史监察机关对此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军官们的收入微薄，因此在军队中杜绝贪污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延州几乎没有不吃空额的军官，延州节度府对这种情况并不禁止，这种文化自中唐以来已经盛行了将近两百年，对于一种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的顽固习惯，任何人去撼动它所需要的都不仅仅是勇气。
唐末以来关中兵祸连接，本来人口便一直在减少，延州的情况更为特殊，自从北面占据四州之地的党项李家兴起之后，这块原本算是关中膏腴之地的土地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数十年来中原王朝轮替军阀争战，石敬瑭活着的时候对这片地方还算有点控制力，但是自从契丹铁蹄南下黄河，五年来党项的活动大大加剧，几乎每年秋高马肥之际党项人都会大举南下，抢夺延州农民辛苦一年的劳作果实。
这种年度劫掠与契丹的打草谷并不相同，朔方军冯家和彰武军高家是党项劫掠的主要目标，这种劫掠的目的并不是非计划性纯粹抢劫，当向人每次南下，除了精锐的骑兵部队之外，总会裹挟大量的汉人奴隶，这些奴隶会成片成片抢割延州的农民们还没有来得及收割的庄稼，这些粮食对不事农耕的党项人而言是必要的过冬物资。
朔方冯家的军事武装相对强大，有着将近万人编制的作战部队，即使是在关中地区所有的藩镇当中，冯家也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延州高家就要相对若得多了，彰武军全军兵力不过两千人出头，作为传统的延州军阀，高允权并非不想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如果没有党项的威胁，这或许不算什么难事。延州十个县，总人口将近三万户，供养一支五千人的军队还是绰绰有余。但是在党项人的威胁下，延州的所有农户都人心惶惶，每年都有上千户农人抛弃家园南逃，成为流民。
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高允权的扩军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也是延州节度府不肯给军官和士兵发足额饷俸的原因，关键时刻没有必要的物质刺激，根本没有士兵肯上战场去卖命。然而事实上讽刺的是，越是这样，彰武军的战斗素质下滑的就越快，彰武军在战场上见到党项人的骑兵就立即崩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了，最近一次带队的军官们甚至连城门都不愿意出，被彻底激怒的高允权停发了全军的月俸，于是引发了广顺元年八月的兵变。
彰武军目前编制了五个营的作战部队，每营编制了五个队，每个队编制兵员五十人，加上每营隶属的斥候队和直辖于衙内指挥使的斥候大队，理论上应该有一千六百人的正兵。
但是实际上，彰武军五个营的总兵力也就是一千人出点头，将近六百人的空额被各级军官吃掉了。
按照标准配置，每个队都设置一名仁勇校尉作为队正，一名陪戎校尉作为队副。
但是实际上，目前彰武军每队顶多有一名陪戎校尉作为队正，只有不到半数的部队配置了队副，而这些队副全部没有军阶委任。
李文革被衙内指挥使司分配到了左营丙队，不是做队副，而是直接做队正。
原因很简单，左营丙队此刻还没有队正。
左营丙队的队正，一个叫做丘胜得的陪戎副尉，在八月兵变那天被李文革当街刺杀。
于是，后周广顺元年九月，李文革身披李彬赠与的铠甲来到了彰武军左营丙队，正式就任该队队正，这也是彰武军建军以来丙队的第三位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