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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人脉,采访几个大佬,给中文时政新闻杂志的创刊号曾加份量,没想到邓公忽然接见了他,还给了一个采访的机会,而采访时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国两制”政策。
去年沈冲去黄山之前,苦思冥想着能吸引邓公的招数,伊朗革命太遥远,越南战争又打的太快,自己本钱不够厚,炒作来炒作去也只是个有点钱的香港小青年,难入大人物法眼,最终他一咬牙,一横心,把“一国两制”给端出来了。
前世沈冲上高中的时候,正值香港和澳门回归的当口,不仅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三天两头的介绍,政治教科书和参考书上也是连篇累牍的介绍“一国两制”,大考小考里必出,各种要点都要背诵,搞的他毕业好多年后,还记得其中大部分内容。
于是他把能记得的东西,全都写出来,然后跑到黄山放大招,在1979年,“一国两制”的概念还处在萌芽状态,于是他豪赌成功,大招效果不错,吸引了邓公的注意。
沈冲敢去捣鼓“一国两制”,也是因为这个制度并不是空中楼阁,凭空而来,它不仅是有历史沿革的,也是中央关心的焦点,比搞“知识经济”那一套要容易被人接受。
“一国两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19Ul年,**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台湾归还祖国……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国两制的最早雏形,而根据沈冲查到的报刊资料,邓公在1978年,连续数次提及有关“一国两制”的概念。
10月8日,邓公在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
这话意味着,中国政府在统一后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情况,并保护外商投资,这是邓公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初思考。
ll月14日,邓公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时谈到台湾问题,又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到了1979年,3月39日,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公明确提出,］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
邓公的话,在香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也是沈冲打时间差,捣鼓“一国两制”的灵感之一,因为根据记忆,直到19年l月,邓公才最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
“一国两制”在短短两三年内成型,并最终成为政策,说明国家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分歧,风险很低,而香港回归问题迫在眉睫,邓公必然很上心,这是沈冲最终选择用它来当大招的缘故。
现在,这个大招终于开花结果了——他的所作所为,外界无从知晓,但在高层心中,他是香港问题的权威,以后回归谈判和基本法什么的,他很有可能有机会去掺合一把。
不过当前而言,“一国两制”的大招效果已经过期了,想要继续吸引高层的眼球,是该要发下一个大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