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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运将镜头拉近,重点关注秦王府内的情况。

    此时,秦王手下的一干谋臣武将都齐聚一堂,正在商讨明天如何共举大事。

    这份名单在这个时代可谓是群星璀璨:尉迟敬德、侯君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秦叔宝……

    每一个都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人才,此时甘愿冒着被族诛的危险,要共同推举秦王为皇帝,改变整个梁朝的国运。

    当然,秦王并非鲁莽之人,谋反这种事情虽然大概率是一锤子买卖,但他也仍旧给自己留了后路。

    在发动政变的同时,他也妥善安置了长孙皇后以及自己和其他将领的家卷。一旦事情不成,他还可以撤离长安、去往洛阳。

    长安虽然是整个梁朝的权力中心,但在这里,梁高祖和太子的势力还是要更大一些。而洛阳,这座被秦王亲手打下来、其他势力都没能深入插手的城池,更适合做秦王的根据地。

    事实上,由于太子和秦王的矛盾不断激化,梁高祖也早就有了将秦王封到洛阳另建天子旌旗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遭到太子和秦王的一致坚决反对,最终作罢。

    太子反对,是因为他觉得在长安是自己的主场,一旦秦王去了洛阳,以后要除掉秦王就难了;而秦王则是觉得,洛阳远离权力中心,他一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所以他不能走。

    而一旦政变失败,洛阳自然成了秦王最佳的后路。

    只是逃到洛阳并不意味着安全,那就是真正起兵造反的开始了。虽然以秦王的军事才能以及手下的贤臣名将,重新把整个天下打一遍也不会太难,但那样会对整个国家造成难以弥和的可怕伤害。

    中原已经经不起再一次席卷天下的战火了。

    更何况这样直接起兵造反夺位毕竟在道义上有亏,因此,那必然是秦王不太想见到的一种可能性。

    此时,秦王正在康慨激昂,为手下的能臣武将们鼓舞士气。

    “诸位随我南征北战,今日一事,你我君臣诚心相托,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这梁朝的天下,有一多半都是我们君臣打下来的,太子有何功德?却居于高位。不仅不思感激,反而还屡屡离间我君臣的关系,欲除之而后快!

    “我等今日起兵,正是为了为国除奸佞,一战而定天下!

    “诸位听我安排,明日一早,尉迟敬德随我先去玄武门……”

    鼓舞一番士气之后,秦王开始为这些人分配任务。

    期间,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也纷纷提出各自的意见,不断优化整个方案。

    然而看到这里,李鸿运却不由得微微皱眉,隐约意识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如果从整个故事的发展来看,这一幕也并不算突兀。

    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已经是人尽皆知,已然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虽然是亲兄弟,但秦王对太子恨之入骨,这是很正常的。

    而事到临头,以秦王的杀伐果决,应该早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故而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断,并排兵布阵安排手下人各司其职、完成玄武门之变,倒也算是一种十分符合情理的展开。

    如果是一个没看过相关史料的人,可能压根不会觉得这段内容有什么不妥。

    但李鸿运是看过史料的。

    史料记载,在玄武门之变真正发生之前,有一段“众府僚力谏秦王”的戏码。

    一向杀伐果断的秦王在如此紧要关头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而他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甚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秦王看。

    如此折腾了许久,秦王才最终下定决心。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可能,更有可能是历史的真实?

    李鸿运的目标是尽可能复现真实的历史,这一段虽然看起来不会对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却有可能影响这个事件的完成度,导致通关失败。

    所以,即便是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细节,李鸿运也得仔细斟酌一番。

    考虑许久之后,李鸿运让时间稍稍倒转回去,还是让众人上演了“力谏秦王”的戏码。

    他这么做,当然不是照抄史料,而是结合当时的情景深入分析了一番。

    很多人在解读这段史料的时候,往往会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史料有问题。如果秦王当时表现得特别迫不及待,那显然不符合他“重视兄弟感情、迫不得已发动玄武门之变前内心十分矛盾挣扎”的圣君人设。

    所以,后来的史官故意编了这么一段情节。

    第二种,认为秦王虽然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但内心中确实还是对太子有兄弟之情的。在战场上他虽然杀伐果断,但那毕竟是对敌人,而此时他的矛头是自己的兄弟和父亲,出现犹豫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

    而李鸿运觉得,这两种看法应该都不是真相。

    秦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杀伐果断,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此时的处境。所以,被感情所左右,虽然可能是影响因素,但绝非决定因素。

    但这一幕戏码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

    李鸿运觉得,秦王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当时的大环境要求他必须做这样的表演。

    就像古时候太子被禅位的时候,一定要再三推辞,以示对父皇的尊重。而即便是权臣篡位,都已经完成了加九锡的标准环节,在真正被推举为皇帝的时候,也要再三推辞。

    像齐朝太祖那样就做得更假一些,黄袍加身,表面上说这都是被迫的,不是自己的本意,实际上怎么回事大家都门清。

    秦王要做大事,与其说缺乏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当然,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一种服从性测试。

    这毕竟是谋反,不是打仗。

    如果仅仅是打仗,那么秦王其实不用太担心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对付敌人,他确信不论是手下的谋臣还是武将,都肯定能够全力以赴。

    但谋反的过程中,这些谋臣和武将到底能发挥多少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决定着成败。

    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并不迫切,而是充满犹豫,那么在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无法挽回的巨大漏洞。

    而秦王表现得越是犹豫,手下的这些人就越是急切、危机感也越强。

    一方面可以测试这些人的忠诚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很快,秦王的目的达到了,他不仅得到了所有人的强硬表态,还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道德支援。

    于是在众人的轮番劝说之下,秦王命人取出了一副龟壳,准备以卜卦定吉凶,来为这场挣扎画上圆满的句号。

    然而此时,府僚张公谨恰好从外面赶来,正巧看到那副龟壳。

    张公谨勐地把龟壳抓起来砸到地上:“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经母庸置疑,还占卜个什么劲!难不成占卜的结果是大凶,秦王你就要罢手吗?”

    于是,大事就此定下。

    《领袖论》中有一句话:所谓领导,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调用体制、政治、心理以及其他力量,激发、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领导即告完成了。

    而秦王此时的行为,非常完美地印证了这句话。

    ……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

    静谧的长安城刚刚从宵禁中苏醒,城中的居民照常开始一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察觉到这是充满了腥风血雨、将会决定未来梁朝百年国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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