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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而起，便首先要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和创新，而不是继续封建社会的衰迈，闭上眼睛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日新月异，看不到近现代文明的兴起，去营造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盛世”。
“万岁，可否以时务策论为主考较能力和见识，以八股为次考较文笔，这样的话，物议或可平息。”查如龙想了想，谨慎地建议道。
“时务策论同样可考较文笔。”朱永兴断然摇头，停顿了一下，缓和了语气，说道：“不必管那些物议，即便是有考生罢考，朕也不改主意。今时不比往日，民心求治，几个死捧八股的读书人，还翻不了天。”
“万岁英明神武，再造中华，几个迂腐文人自是不足论。”查如龙苦笑了一下，说道：“微臣只是担心万岁的名声受损，毕竟八股是高皇帝所定，又是延续数百年的取士之准，骤然废除……”
“高皇帝驱蒙元，功莫大焉！”朱永兴停顿了一下，话风一转，沉声说道：“高皇帝是英雄，然是完人否？所制便不可更改否？别的先不说，只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朕便深恶之，非改不可。”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这并不是满清的独创，而是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中国文化逐渐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
在明朝，文字狱尤以朱八八始，且最酷烈。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
还有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想杀谁，完全可以胡乱解释，随意指罪。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如果当权者有这个嗜好，那对知识分子便是一场灾难，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罪名。
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万马齐喑时，则意味着愚昧、欺诈、僵化、落后……
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一是朱元璋，一是刘邦。刘邦能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不可否认，朱元璋亦是英雄，于中华民族有大功。但象朱永兴所说，他不是完人，甚至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并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
“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朱永兴突然极为严肃地看着查如龙，说出的话让查如龙都一下子惊愣住了，“高皇帝是这样说的吗？朕欲改之，汝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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