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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官吏的俸禄，节度使衙门规定了俸禄的上限和下限，也就是最高能够发多少，最低不能够少于多少，这期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但区别总是存在的，富裕的地方官吏的俸禄稍微高一些，穷的地方官吏的俸禄低一些，崔安潜和刘允章等人，曾经对这个规定很是不理解，也不是特别的赞成，但李儒沛坚持推行，最终大多数的人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李儒沛之所以推出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各地官府都有着一定的财权，也就是府州县上缴到节度使衙门的赋税额度是固定的，不会做出改变，有些地方的收入高一些，譬如说襄阳和梁州等地，因为这些地方的商贾多一些，商贸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故而地方上掌握的钱财就要多一些，收入高一些，也就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官吏要更加的辛苦一些，收入高于其他的地方，理所当然。
当然这里面的漏洞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占据地域优势的地方自然收入高一些，可反过来看，占据地域优势的地方，物价也稍微高一些，襄阳城内的房屋价格，就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甚至是梁州都无法比较。
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崔安潜和刘允章等人不会清楚，但李儒沛很清楚。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李儒沛是完全理解了，穿越之前，他可不会如此的操心，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可穿越之后，他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了，大事需要做出规划，小事情需要定出具体的条款，只是执行的过程之中可以不关心。
李儒沛很清楚抓大放小的意义，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政策是最为重要的，政策出台之后，有了得力的人去贯彻落实，效果自然会显露出来，可若是政策出现了偏差，下面的人越是努力，形成的恶果越是明显，所以在政策的确定方面，李儒沛是不遗余力，每一次都是要参与其中的，山南东道的乡规民约，进行了数次的修改，李儒沛每一次都会参加，都会提出来具体的意见和看法。
到了现在，就连崔安潜和刘允章也适应了召集知府、刺史和县令到襄阳和梁州召开会议的模式了，最大的一次会议是在襄阳召开的，远在山南西道的利州刺史都赶赴襄阳开会，利州距离襄阳接近两千里地，来回一次可不容易。
在小的细节方面，李儒沛对官吏抓的不会那么严格，毕竟大事小事都是依靠官吏去贯彻落实的，若是让官吏在百姓的面前都是点头哈腰了，还有谁想着当官，要求官吏无私的为老百姓服务，无私的为老百姓做贡献，这个时代恐怕是做不到的，官员都是读书人出身，所接受的教育都完全不一样，鲤鱼跃龙门之后是封妻萌子、光宗耀祖，要是没有这个基本点了，恐怕官吏的心也就散了。
处于什么时代就做什么事情，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就必须坚决的摒弃，这方面李儒沛的把握是很到位的。
府州县各级衙门的官吏人数是不多的，以襄阳为例，这里是节度使衙门所在地，更是王府所在地，襄阳府的官吏总人数才两百余人，就是这两百余人需要管理襄阳太多的事情，可以说官吏是非常忙碌和辛苦的，这和千年之后完全不一样，至于说下面的县，人数最多的也不超过五十人，少的甚至只有二十来人。
大唐的官吏认识不是很多，这个习惯一直都沿袭下来。
因为人数不是很多，官府的压力相对也小一些，只不过这些年大唐不是很平稳，各地的巡捕房人数众多，好多地方的巡捕房，其实就是当地的候补军队，负责保护本地安全的，不过巡捕的身份远远比不上吏员，俸禄也要少很多。
李儒沛曾经想着改变这种情况，可后来放弃了，如今还是纯农业的时代，分工没有那么的精细，官府不需要那么多的官吏，说到底官府主要负责的也就是两大块的事宜，钱粮和刑名，其余的事情根本不多。
穿越的时间尽管不是很长，但李儒沛完全适应了这个时代，也完全掌握了这个时代的诸多特点，他沿着自己设计好的路线，一步步开始奋斗，取得的成绩是显赫的，身边的人受到了他的影响，一些看法也出现改变，慢慢朝着他设计好的路线努力，这是他最愿意看到的局面，他也完全相信，只要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不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一个全新的大唐将屹立在天地之间。(未完待续请搜索，小说更好更新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