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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越南战争持久化时期勃发的，这也是当时支援越共和北越的革新势力对文化活动的极端精神主义特征缺乏批判的一个原因。
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战后国际形势下走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途中发动的一场革命。因此，愈是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人性之堕落的日本人，就愈是表现出肯定文化活动的倾向。比如，中国在50年代后期由农业集体化向人民公社过渡时。实现了没有机械化的集体化、公社化，这一点具有依靠人力的浓厚精神主义色彩。而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具体表现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则是以大型机械化为前提条件的。虽然同属农业社会主义，但是后者与中国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不可相提并论。公社化、大跃进时期**所要求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正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精神主义特征。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失败以后，中国从1962年开始进入了调整期。开始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及“猫论”所代表的唯生产力理论，在今天看来是摆脱疲惫重建经济的不可或缺之举，但是对支持越南、憎恶美国依仗实力称霸世界的日本人来说，在1965、1966年间却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精神主义会失败，而且会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因此，当文化活动中刘邓的调整政策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刘邓二人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列入打倒对象时，得到了倾倒于精神主义的日本人的理解和毫不迟疑的支持。
日本人最初对“文化活动”的敏感反应，莫过于获悉郭沫若先生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将我的政治、历史、的著作全部烧掉”的自我批判的消息了。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有很多知己好友，是日本文化代表团访中时见到的最高地位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统帅人物。
研究中国的专家竹内实先生在《郭沫若的自我批判与文化活动》一文中表示“虽然难以揣测郭沫若此举的真意，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大潮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时对于与传统思想进行严格切割的红线到底延伸至何处以及由此造成的阻碍创造性的危害而颇感不安”。
同样，另一位研究中国的专家村松瑛在《整风运动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从起源到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始终离不开政治”，他认为中国从属于政治，又认为从“红楼梦问题”、“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批判”等事件中可以看出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接着，他又提出警告：“中苏对立给文艺带来了僵硬的教条主义，从批判《海瑞罢官》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表现出了与以往的整风运动完全不同的气氛来，会给传统文化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在中国发生的对自由、民主的打压，始于文艺界内开展的限制、肃清作家自由创作权的运动。在敏感性极强的日本家、研究家当中，亦有人如同金丝雀对有毒气体具有敏感性感知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化活动”的异常性与危险性。(未完待续。)